鄧岳原本打算，若是蘇峻強攻拿不下合肥城，那我就只能用水師去攻合肥水門了——多少還是有些勝算的。只是如今華援已到，軍又齊整，則我軍即便拿下合肥，又有什麽意義啊？

合肥城位於江、淮之間，臨近巢湖，周邊雖然多是平原地形，水網卻相對密集，理論上利於南方步兵，而不利於北方騎兵，故而三國時代，始終是魏、吳爭奪的焦點。滿寵因之而廢舊合肥城，挑選地勢更險要處，建此合肥新城，堞高櫓密，實非易取之處。

王敦此次北伐，完全是因應蘇峻所請，覆聽從了錢鳳所言，來趁亂占便宜的，故此發兵不足兩萬，其實並無深入華境的決心。倘若蘇峻食言不肯來援或者起碼配合呼應，則原計劃止步於巢湖以南地區，爭取只吃下一個廬江郡；是因為蘇峻率三萬兵馬來合，這才有了強攻合肥，進取淮南的信心。

然而華援已至，青州兵又已敗退，鄧岳自思，我即便拿下合肥，也不敢再前出一步，且還需留兵駐守。合肥位置很重要，必然成為長期爭奪之處，但以江南目前的狀況而言，實在不宜跟華人拼消耗啊……

於是遣人稟報王敦，建議撤兵，獨留蘇峻守在江北。

數日之內，雙方對峙不動，青州軍殘部和晉人自然不敢再攻城了，陸衍顧慮到施水上的艦船，也不便接近岸邊。蘇峻見此狀，不禁慨嘆道：“鄧伯山已有退兵之意了吧……”他如今所部士卒陸續跑散，剩下的不過六七千人而已——多是起家舊部，或者東鎮後才從青、徐招募上來的——估計靠這點兒人馬，不僅守不住廬江郡，也守不住徐州南部的廣陵、臨淮、下邳等處啊。

於是亦行文王敦，請求退向江南。

沈充不建議讓蘇峻過江，他說：“此子豺狼之性，只可以利誘之，不可寄托腹心，若許其渡江，不便安置，將來必為國家之患。”

錢鳳卻說：“若留蘇峻在北，恐亦難久守，則大將軍此番出師，近乎勞而無功。若拔廬江百姓南徙，並容留蘇峻數千兵，稍有所得，可以振軍威，並堅晉王守江之心。蘇峻所部多北人，既歸江南，人地兩疏，有何難制啊？如何會成為國家之患？”

王敦素信錢鳳，至於沈充……前陣子他利用沈充而“兵諫”司馬睿，事後不得不破滅吳興周氏，然後漏點兒利益給沈氏，使得沈氏之力更盛。那麽對於一個無根基、無兵權，只能依靠自己的錢世儀，和一個根基深厚，本身私兵不下四五千數，隨時都可能扯旗自己幹的沈士居，誰更可信，那還用說嗎？

因而王敦最終還是信用了錢鳳之言，下令鄧岳、蘇峻自合肥城下撤退，並遷徙臨湖、襄安和皖縣數千家百姓，歸於江南。陸衍趁機收覆了廬江，並且東指徐州。

可是他晚了一步，謝風得到謝鯤的求救，已然先期自青州南下了——因為羯趙主力被壓縮到了襄國，導致冀州方面再無大敵，謝風原計劃是想趁機渡河去收覆厭次等地的，因而多方籌措糧草，出兵的準備頗為充分。他甚至於請求歷城的馮龍也發兵協助平定徐州之亂。

馮龍素惡蘇峻，一聽說啥，去打蘇峻？當即首肯。於是合兵一萬五千之眾，幾乎是傾巢而出，急馳而向下邳。馬雄據守下邳不過五六日，聽說蘇峻已然敗退江南，而當面敵軍又甚勇銳，乃不敢久持，亦於途搶掠後自江都渡江而南。

蘇峻殘部六七千，屯紮在宣城郡內；馬雄所部三四千，則屯紮在毗陵郡中，正好把建康城給夾在中間。鄧岳因此規勸王敦警惕，王敦遂請建康政權下詔，拜蘇峻冠軍將軍、徐州刺史，加散騎常侍，封邵陵郡公，使其南下新安；拜馬雄安集將軍、歷陽內史（跟蘇峻的徐州刺史一樣，都是遙領），封將樂侯，使其南守會稽。

打算先把他們都趕離建康周邊，然後再嘗試徐徐分化瓦解之，奪其兵柄。

至於華朝方面，自然褫奪蘇峻及其所部將吏的一切職、爵，命陸衍為徐州及豫東二郡都督——並將馮龍撥其麾下，為的是把“覆仇軍”從老窩歷城調開。匡氏父子反正有功，使即入京受賞。

匡術有些擔心，乃往懇求陸衍、王貢，說我此前從賊，並未能立大功以盡贖前愆，無顏去見天子……您幫忙跟朝廷說說，我先不進京成嗎？王貢笑道：“將軍何必顧慮。天子禦下寬厚，將軍既反正來投，自可放心進京，朝廷當予犒賞，豈有加害之理啊？”

隨即面色一板，又威嚇道：“昔日蘇峻若肯歸洛覲見，天子必寄付重任，何至於因疑忌而生亂心，進而敗逃江南哪？將軍若不歸洛，乃是疑忌朝廷，則尚望朝廷信任將軍麽？！終究為蘇峻故將，難道朝廷會讓將軍留在徐、豫，再做下一個蘇峻不成？！”

匡術嚇得一頭的冷汗，只得將兵馬交給陸衍，覆與其子匡孝一起跟隨王貢還洛。王貢與陸衍勘測地形，反覆商議後，上奏朝廷，說待等國家安定中原，必然要平定江東，但無舟船，長江難渡。不如在巢湖建造戰船，訓練水師，以備不時之用。

裴該即命以衛循為水師都督，使其前往巢湖，造船練兵。

衛循衛因之在晉時即任淮海都督，主要負責東海上南北商旅的管理，以及青州幾個港口和“海軍”的建設。然而其成績卻並不如裴該之意——商業倒是管得不錯，海上舟師卻始終強盛不起來啊，那家夥究竟把精力和錢糧都花到哪兒去了？

等到代晉之後，建康政權不從王化，則那些吳郡、吳興、會稽等地的海商，處境就非常尷尬了。絕大多數商團假裝什麽事兒都沒有發生過，繼續與青、徐、幽、平，乃至三韓貿易——既然晉王沒有嚴令禁止，華人又不攔阻，還照舊有定額收稅，那咱們又何必因為政治紛爭而放棄發財的機會哪？

但也有部分豪強趁機幹起了海盜的勾當，劫掠所遇商船——誰管是哪方的，即便同一郡裏出來，只要不屬我家，皆可攻奪。衛循手上本來就沒有多少能戰之船，基本上難以遏阻其勢，全靠南方豪族自發聯合起來，形成類似於同業公會的組織，往往聚集大小船只十數條一起北向，才使得海盜行為漸趨式微。

所以說，南商不需要官家管理，自己就能夠把海貿給搞得風聲水起了，衛循因為不能禁絕海寇，威望下降，逐漸的只能在青州幾個中繼港口引水、抽稅，而無法再掌控海貿。裴該考慮到，即便零星海盜，暫時也還不敢上岸搶掠——況且從長江直到馬訾水（鴨綠江），目前只在山東半島的曲成、黃縣有幾個中繼港口，其餘地區沿岸十裏內甚至更遠處，除了有官軍設防的鹽場外，就少有村鎮和居民，即便海盜上岸，也搶不到多少東西啊——則大力發展海軍並無緊迫性，因而才轉調衛循於巢湖。

一方面，衛因之好歹負責過海貿，對於舟船的建造和管理，頗積累了一些經驗；另方面，他當淮海都督時間也不短了，又曾經跟蘇峻打得火熱，則不趁機換個地方，怕會形成割據之勢。

——即便無土地、無兵馬，但長期把持一個部門甚至一個領域，上下皆其私人，朝命難以貫徹，同樣可以稱之為“割據”。

曾經有官吏上奏，希望能夠關閉黃縣等處港口，禁絕海貿，以免資敵——因為絕大多數海商都來自於江南，尤以衛循出身的會稽郡為甚。對此裴該分析道：“海商取江南之貨，轉輸遼東，覆將東北之貨，轉歸江南，確乎獲利甚豐，倘若把持在司馬睿或王氏手中，確實不得不加以制約。然而建康見不及此，或者雖有心而無力，則貿易所得不能盡為彼等所用，有何可慮啊？

“建康不過於海貿中抽些賦稅罷了，我朝在黃縣、曲成等處亦抽稅，足可抵過。況乎江南豪族，相互勾連，各恃徒黨，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，覆賄上欺下，隱匿財產，偷逃稅項。據報，建康從中所得，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。則是海貿之利，我得其三，敵只得其一，如此好事，豈容廢罷？

“再者，海商自南來，入於青州諸港時，必將建康內情，通報於我；而我將來定南時，也可以關閉青州諸港為要挾，使彼為我內應——此天然之間者也，何必拒之於千裏之外？”

至於海上貿易的兩個終點——交、廣和平州、三韓，本來就很偏遠貧瘠，還用擔心他們靠著海貿能夠很快富庶起來嗎？根本不必加以考慮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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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國家政權的逐漸完善，裴該得以徹底從細務中抽身出來，而只負責大政方針的制定和重要事務的督責，倒是比在長安時要輕松一些了。

好比說，他詔下工部，使規劃長安新都的建設，工部尚書徐渝動作倒是很快，才開春後不久，便將圖樣草稿呈遞了上來，裴該一連花了好幾天的時間，逐一指出其中的不足之處，要他加以修改。

按照裴該的意思，這座新都乃是“仿造”唐長安城而建的——當然啦，除了他以外，沒人知道唐長安城是什麽模樣、規制——依從漢、魏舊例，並設置宮城、皇城、外城三部分，宮城和皇城位於城市正北方。

最早可以考證的都城，乃是周代的鎬京和洛邑，形制還很原始。所謂“城池”，初始與貴族莊院差相仿佛，不過是圍道土墻，以保衛貴人及依附奴婢的起居處罷了，沒有庶民的位置。其後庶民逐漸傍城而居，亦以柵欄自護，就跟今日的建康城似的。周有天下，始將其都建成小城大郭的形態，但都是依地勢而布局，並無一定之規。

其後部分城池，尤其是都城的人口逐漸增多，規模也漸增大，但直到西漢朝的長安城，依然以宮城為核心，官署隨處布設，既無皇城，外城占地也並不比宮城大多少。而且漢長安城秉持著西南為長者居的舊俗，基本上還是坐西朝東的布局。

到了東漢的都城洛陽，為了顯耀皇權，方才改基本布局為坐北朝南，但宮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。唯曹操建鄴城，才將宮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。原本歷史上，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，營建新洛陽城，始將朝廷官署全都設置在宮城南面的東西兩側，並逐漸演化成了隋唐以後的“皇城”。

皇城的產生，主要目的是將主要官署聚集起來，便於日常政事的處理——不必要兩個部門一在城東，一在城西，還得駕車來往才能相互溝通了——更方便統一警護。這個道理，自然對徐渝是一說就通。

但另外一個道理，就不怎麽說得通了。此前的城池多采取裏坊制，即將居民區和商業區（市）嚴格分別開來，並且居民區之間也相互隔離，入夜後關閉坊門，不使隨意通行。這當然是為了方便管理，禁絕盜寇了，唐代長安城即為最規整和嚴格的裏坊制。

裴該要求不設坊墻，且許商賈在通衢大道兩側，任意賃屋開店，這是徐渝所無法理解的。他說：“若不分裏，則不易警護，易**宄；不設市，亦不便管理，難以征稅啊。陛下三思。”

裴該笑笑說：“不分裏，為居民來往便利也，至於如何警護，防查奸宄，此警部之責，非關卿事。不設市，為便商也，至於管理和征稅，此虞部之責，卿亦不必過慮。”隨即召來虞部侍郎郁翎，問他說你站在商人的立場來考慮，是設市為好啊，不設市為好啊？

郁子羽回答說：“若以虞部吏而言，以設市為便；以商賈而言，以不設市為便。”

裴該說這就對了嘛——“我寧便民而不便官。民便則喜，必肯守律，而奸宄難生；官吏便，則民必怨，豈有民怨之國，而能長久者乎？”

不過裴該也考慮到，唐代長安城終究是數百年後的產物，推倒裏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後，以目前人口數和城市、商業規模而言，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。所以他命徐渝設計的長安城，也比唐時規模為小，面積僅僅五十平方公裏左右。趁機也可以避開城北最低窪潮濕之處，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，被迫再於城北興建一座大明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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